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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客籍矛盾与井冈山斗争


肖小华


  1928 年 11 月,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中写到:“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为此,毛泽东感叹“‘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1](P75)。本文试就土客籍矛盾产生的根源、表现及对根据地建设造成的危害进行探讨。


  一、土客籍矛盾的由来

  所谓土客籍矛盾,指的是土籍居民和客籍居民两大社会群体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矛盾。这一矛盾不仅存在于湘赣边界,而且还存在于江西的赣州、南昌、宜春、吉安、萍乡及湖南衡阳、郴州、茶陵等地。


  湘赣边界的土籍居民,主要是指历史上因战乱从北方迁入湘赣边界的移民, 因为来得早,他们占据了平地和良田。


  客籍居民则是指明末清初从广东梅州地区及福建泉州、莆田迁入湘赣边界的移民。 因为平原地带被先来的土籍占据,他们只得住在山脚或山里面。他们讲的是客家语言,又客居在别人的地盘上,故被称为客籍。


  客籍人之所以背井离乡来到湘赣边界,其原因主要有:一是自明叶中期开始,在江西许多地方一方面因土地兼并,部分小农无田无业;另一方面又因不堪苛捐杂税, 部分小农又弃田不耕,大量土地被抛荒撂荒。 再加上政权更替之际,战争不断及天灾人祸,江西元气大伤,处于一种“官虽设而无民可治,地已荒无力可耕”的残局。[2]为恢复社会经济,保持政权的稳定,清朝初期,江西奉谕招民垦荒。 二是这一期间,闽广两地,由于明清交战、倭寇扰民、“三藩”之乱,社会环境动荡不安,“逃亡四方者,不计其数”。 三是明中叶后,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带动了手工业原料苎麻、靛蓝、茶叶、烟叶及竹、杉、桐、漆、油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 江西山区较多,正适合种植这些经济作物。在这种背景下,客家人携妻带子,亲邻相邀,迁徙江西,开山拓荒,定居赣地。据史料记载,明朝隆庆年间(1567-1572)在吉安府万洋山(湘赣两省界山之一,属罗霄山脉中段,坐落于井冈山、宁冈、永新、遂川、酃县等市、县间)有许多被政府视为商人,但以种植为业的“蓝户”流聚其间。


  客籍人入赣最早的方式是一种春至冬归候鸟式的迁徙,但由于路途遥远,来去耗时多,多有不便,于是有些拓荒者便举家迁徙。 这个时期,由于规模不大,加上土籍居民因劳动力缺乏,又有多余的田地和山地, 因此他们对客家人的到来并不表示反对。 在遂川、井冈山等地,土籍居民甚至还送田送山给客家人耕作, 而客籍人也会把捕获到的猎物送给土籍人。但随着客籍人大规模的迁入,特别是随着客籍人经济、政治地位的上升,土客籍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也逐渐增多了,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


  二、土客籍矛盾的具体表现


  1.政治权利方面的矛盾。 客籍人当时又被当地土籍人称为:棚民、新民、客籍、怀远籍,也有人称之为闽广流民、流寇、流贼、流寓、佃客。从这些称谓中, 不仅可以看出土客双方之间的群体界限和主客界限, 也可以看出由主佃关系而导致的土客籍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别。 而固化这种差别的是当时极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当时户籍制度规定,土籍居民拥有本地正式的里甲户籍,俗称“土籍”或“本籍”, 但移居至此的客籍人由于受户籍制度以及土著居民的制约, 并不能轻易取得当地正式的里甲户籍,他们只能取得“寄籍”(又名“客籍”)或“民尾户”。 所谓“寄籍”就是客籍人把户口和田产寄放在由当地土籍控制和支配的里甲户籍中,没有自己独立的户籍, 完全受到 “里长户”(土籍大户)的控制和约束,“纵使子孙繁衍数世,田产粮赋众多”,也不可能享有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等基本的社会政治权利。所谓“民尾户”,就是在新移居州县土籍居民户籍的末尾另立户名, 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临时性的户籍,它未配有科举名额。由于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 从而加剧了土客籍双方在社会身份、地位,特别是晋升机会上的不平等,并由此形成深刻的社会裂痕。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也说道:“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1](P76)


  2.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 客籍人之所以能在异地扎根,这除了受环境所迫外,也与客籍人具有比本地土籍人更勤劳更吃苦更坚韧不拨的品格密切相关。客籍人进入湘赣边界之后,所耕之田往往是土籍居民不耕的难以开垦的瘦田,所开发的山区往往是土籍人弃置的荒山。但在客籍人精耕细作之后,一些瘦田变成了肥田,一些荒山变成了熟地,客籍人由原来的无产无业变得相对富有,而一些土籍人却逐渐贫困。 遂川县一则史料生动地记载了他们经济地位的变化及矛盾产生的过程。“以前五年为辟荒,则自种旱稻、姜、豆、薯蓣等物,后五年为熟土。 始以杉苗插地,滋长未高,仍可种植食物。 如此前后十年之内专利蓄余,彼已娶妻作室,隐厚其基。 逮二十年后,售木受价,或百或千。 山主得之于意外,尝以耗靡竭之;佃家得之于辛勤,更以节俭饶之。于是佃室日益饶,主家日益竭,佃家始而佃,继而并主之业以自成业主。主家始而业,继而委业于佃,至欲求为佃者之佃而不可得。”[3]


  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 客籍人的政治地位也逐渐上升, 一些客籍子弟在科举考试中也榜上有名,留下了“茅寮出状元”的传说。 客籍人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使土籍人感到了压力,从而逐渐萌发了把客籍人赶回原籍的想法。 于是一些土籍居民以祖业权为借口, 要收回客籍世代经营的田地山场,企图驱赶客籍回原籍,或依仗权势,直接强夺事实上早已属于客籍人的田地山产, 或要客籍交纳很重的田租山租,提高租种率。清政府虽然也会对这种矛盾进行调和, 但为了加强对客籍的管理,一些地方甚至利用这种矛盾,达到以“土”治“客”的目的。在土客籍的一些纷争之中,政府常常无原则地倒向土籍人,压制客籍人。


  3.文化、习俗、观念方面的矛盾。 为排挤客籍,土籍还从封建宗法、文化教育、商业贸易等各个方面对客籍进行限制。如在遂川、永新、宁冈等地,客籍初来,可以建造祠堂。 但随着客籍人势力的壮大, 土籍人对客籍人修建祠堂的规格却进行了限制,后来甚至禁止修建。 为了区别和欺负客籍人,有的地方规定客籍人即使经济条件许可, 也只能盖土坯房,不能盖砖瓦房。少数地方甚至还规定客籍人打灶也不能挨到地面、 客籍人赶集不能经过土籍人的地盘,等等。为压制客籍人在政治地位上的提高,土籍人办的书院不收客籍学童。在婚姻方面,土籍人鄙夷地称客籍人“山里佬”,说“鸡子不绕鸭子,土籍不绕客籍”,坚决不与客籍人通婚。但客籍人崇尚文化,以兴学为乐,以耕读为本,十分重视子弟的教育,自办了许多书院。坐落在宁冈的龙江书院,就是由江西宁冈和湖南酃县、茶陵三县的客家人创办的,为客家人的最高学府。客籍人为了不受土著欺侮,男子还有练武防身的传统,在练武的过程中不仅锻炼了体魄,而且还磨砺了意志。另外,在一些风俗习惯方面,土客籍之间也存在较大隔阂。 如客籍人始终坚守“宁卖爹娘田,不改爹娘言”的观念,世代顽强地保持自己的语言习俗;客籍妇女因生产的需要,摒弃了缠足习惯,生就了一双大脚。 而土籍妇女,仍保留缠足习惯。


  三、 土客籍矛盾对根据地建设的不良影响


  湘赣边界的土客籍矛盾之所以能直接反映到革命斗争的过程当中,成为井冈山根据地建设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其原因除了历史的积怨相当深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与当时党组织成员的构成及工农革命军的组成有关。 大革命期间,宁冈县和永新县的大多数中共党员为土籍。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土籍居民经济上比较富裕, 其子弟比起客籍子弟更容易得到受教育的机会。 部分土籍子弟如宁冈的龙超清、刘辉霄、谢希安等人在长沙、南昌、吉安等城市学习期间,受到马列主义的影响,参加了共产党组织。他们返回故乡后便宣传革命,扩大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但其方式带有浓厚的家族色彩, 使党组织的一些活动带上了家族色彩。 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杨开明)在提交中共中央的报告是这样描述:“边区如强征人夫般地招收党员, 往往一个村有一个党支部,支部开会的时候, 简直就是在开家族会议,苏维埃的组织也是一样。”[4](P244)1928 年 2 月,宁冈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之初, 以龙超清为书记的县委和以文根宗为主席的工农兵政府,主要负责人几乎都是土籍。[5]


  大约自1925 年起,袁文才、王佐在绿林中逐步崛起,各自掌握一支拥枪数十的队伍,成为客籍的民众领袖和客籍利益的保护者。 1927 年 10 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 积极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经过改编后的袁文才和王佐所部正式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但这个团的大部分力量是客籍。


  简而言之,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土籍人掌握了一定政治权力,而客籍人则掌握了一定的军事权利。 这便是社会上流传的“土籍的党,客籍的枪”的来历。井冈山根据地的建设离不开以土籍人为主的党的基层组织和政权组织, 也离不开由部分客籍人组成的工农革命军, 更离不开当地的土籍居民和客籍居民。 虽然在毛泽东引兵井冈山之前, 土籍的政治力量与客家的军事力量曾有过一段“蜜月”合作期。 如,1926 年 10 月袁文才在龙超清的领导下,推翻了宁冈县旧政权。但随着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不可避免地触动到了各方面的利益。在这些利益调整中,积淀已久的土客籍矛盾也逐渐显露出来。 一些共产党员,包括龙超清、刘真、袁文才、王佐在内,说话办事,往往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不是从工作的角度出发,不是站在贫苦农民的立场上,而是土籍人站在土籍一边,客籍人站在客籍一边,经常出现争执和纠纷,给根据地的建设造成了许多危害。


  1.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基础。 由于土客籍矛盾的存在,加上小农意识、宗族观念的影响,群众对很多革命行为不能正确理解,一些掌握一定权力的土客籍领导干部在工作中也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本籍人的立场上处理问题。如宁冈县农民协会捉拿八个在逃的土豪,其中有六个是土籍,两个是客籍。 这本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对此,土籍出身的党员和群众觉得土籍吃了亏,深感不满。再如,巽峰书院是土籍人最大的学校,但袁文才以该书院是土豪劣绅的大本营为由而将其烧毁。[5]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有其道理,但也不能否认宗族观念在从中作祟。巽峰书院的毁烧,不仅导致了龙超清、袁文才的直接冲突,更引起了土籍人的不满。群众的这些不满和不理解,经常被土豪劣绅所利用,成为国民党围剿工农红军的一个杀手锏。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对此有比较生动的记载:“例如八月边界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 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这种情况, 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1](P76)


  2.影响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井冈山斗争时期,我党先后成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永新县工农兵政府、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酃县工农兵政府、莲花县工农兵政府等红色政权。但由于土客籍矛盾的存在, 这些红色政权也打上了宗族权益之争的烙印。1928年2 月下旬,宁冈县成立工农兵政府,两籍的人都想当首任主席,后经毛泽东推举,由在新城战斗中活捉了反动县长的农民文根宗担任。(文根宗,土籍,1928 年 9 月因极力宣传“不杀反水的土籍农民”,被客籍人杀害。 )但三个月后,两籍革命派便提出要 “轮流坐庄”,5 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即由在酃县打土豪时抓住过退职县长的客籍人甘金皇接任。但一个月后,土籍占多数的党委员会以甘金皇文化低、能力差为由将其撤职。 对此,客籍人又有意见,最后在袁文才的强势要求下,客籍人谢桂标继任主席。 红色政权的政府主席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 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在提交中央的报告中也写到:“宁冈县委, 因为土客籍关系,天天内部在暗斗明争,县委的负责人多半是知识分子,所以扯来扯去,简直闹不清楚,本身既有问题,工作自然可想而见了。”[4](P270)


  3.影响了土地革命的进程。 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农民的命根子。井冈山斗争时期,土客籍居民对此十分关注,因此,土地分配也就成为土客籍矛盾的一个焦点。《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谈到,因土客籍矛盾,宁冈的田已经分了三次,使农民厌其麻烦,而损失苏维埃的威信。第一次以乡为单位,但因为第四区农民不满意(该区居住在山地,为客籍农民的丛聚所),客籍领袖袁文才等出面反对;第二次以区为单位,但农民中(土籍最甚)有瞒田不报,无法查出,所以又没分好。 第三次是“八月失败”后,又重新分了一次, 但最终还是因为这一矛盾未能分好。[4](P275)


  井冈山斗争时期, 毛泽东同志为了克服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加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想了许多办法,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加强党内培训,提高党员的思想素质;在干部调配、使用和培养方面,注意一视同仁。但由于这一矛盾积重难返,在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后,这一矛盾终于被激化,并成为宛希先、袁文才、王佐等被错杀的一个极重要原因。 湘赣边界土客籍矛盾的彻底解决,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注意土客籍之间的团结,除加强教育外,还在贯彻政策、使用干部、地方建设、教育卫生、社会福利等方面尽量平等对待, 但矛盾最终得到解决的根本原因是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建立。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万芳珍,刘伦鑫.江西客家人入迁原由与分布[J].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2).


  [3]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客家问题研究课题组.江西客家概述[J].江西社会科学,1995(2).


  [4]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A].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5]谢才寿.刍议井冈山斗争时期湘赣边界土客籍的统一战线[J].党史文苑,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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